人類生活方式的首次深度轉變大約發生在10000年前。當時，通過馴養動物，我們從采集時代過渡到了農耕時代。這次農業革命使畜力和人力得到了結合，推動了生產、運輸和交通的發展。此后，糧食產量逐步增加，有效促進了人口增長和人類聚居地面積的擴大，并由此催生了城市化和城市的崛起。
繼農業革命之后，到了18世紀下半葉，一系列工業革命相繼而來。這些革命標志著肌肉力量逐漸被機械力量取代，發展到今天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認知能力的提高正在促進人類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
第一次工業革命大約從1760年延續至1840年。由鐵路建設和蒸汽機的發明觸發的這次革命，引領人類進入機械生產的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始于19世紀末，延續至20世紀初，隨著電力和生產線的出現，規模化生產應運而生。第三次工業革命始于20世紀60年代。這一次革命通常被稱為計算機革命、數字革命，因為催生這場革命的是半導體技術、大型計算機（60年代）、個人計算機（七八十年代）和互聯網（90年代）的發展。
基于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各種定義和學術觀點，我有理由認為，我們當前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開端。第四次工業革命始于這個世紀之交，是在數字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特點是：同過去相比，互聯網變得無所不在，移動性大幅提高；傳感器體積變得更小、性能更強大、成本也更低；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也開始嶄露鋒芒。
以計算機軟硬件和網絡為核心的數字技術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但與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的是，數字技術正變得更為精深，一體化程度更高，由此正在引起各國社會和全球經濟發生變革。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ErikBrynjolfsson）和安德魯·麥卡菲（AndrewMcafee）兩位教授在2014年合著的同名著作[1]中，將本階段稱為“第二次機器革命”2。書中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拐點上，通過發展自動化和生產“前所未有的事物”，這些數字技術的影響力將得到全面發揮。在德國，關于工業4.0的探討方興未艾。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1年的漢諾威工業展上提出，它描繪了全球價值鏈將發生怎樣的變革。第四次工業革命通過推動“智能工廠”的發展，在全球范圍實現虛擬和實體生產體系的靈活協作。這有助于實現產品生產的徹底定制化，并催生新的運營模式。
然而，第四次工業革命絕不僅限于智能互聯的機器和系統，其內涵更為廣泛。當前，從基因測序到納米技術，從可再生能源到量子計算，各領域的技術突破風起云涌。這些技術之間的融合，以及它們橫跨物理、數字和生物幾大領域的互動，決定了第四次工業革命與前幾次革命有著本質不同。
在這場革命當中，新興技術和各領域創新成果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要遠遠超過前幾次革命。事實上，在世界上部分地區，以前的工業革命還在進行之中。全球仍有13億人無法獲得電力供應，也就是說，仍有17%的人尚未完整體驗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是如此。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40億人，仍無法接入互聯網，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紡錘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標志，它走出歐洲、走向世界花了120年。相比之下，互聯網僅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便傳到了世界各個角落。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經驗同樣適用于今天的革命。社會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技術創新，是決定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政府、公共機構以及私營部門都要發揮自身作用，對技術創新持包容性態度，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普通公眾也要看到長遠的效益。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經驗同樣適用于今天的革命。社會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技術創新，是決定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政府、公共機構以及私營部門都要發揮自身作用，對技術創新持包容性態度，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普通公眾也要看到長遠的效益。我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所蘊含的能量、影響力和歷史意義絲毫不亞于前三次革命。不過我個人也擔心，一些因素或將阻礙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潛力得到有效、全面釋放。這種擔心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
第一，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之際，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但我認為，目前各方面的領導力水平還不夠，對正在發生的變化的認識也存在不足。結果，不管在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用于管理創新成果的傳播、減緩顛覆性影響力所必需的制度性框架遠遠不足，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缺位。
